下一站，我們去旅行。

這夜維若妮卡在夢中又再次回到家鄉阿那巴附近的海邊。

她還記得淺浪打在岸邊岩石的聲音，就像從貝殼裡傳出的低語，夕陽把海水染成一片金色的盤子，海風微鹹地吹拂她的臉頰，她把頭靠在安佐肩上，兩人就這樣靜靜地坐在岸邊看夕陽，十指緊扣。

維若妮卡從夢中醒來，眼角有些濕濡，她突然不太清楚自己現在在哪裡，她最近老常忘東忘西，但有些事情、有些情景、有些面孔就算已經過了六十幾年她也沒有一刻忘記過。

安佐和維若妮卡孩提時代就認識了，那時候的阿爾及利亞除了首都阿爾及爾之外，大半地區都是純樸的村落，更別說是靠近突尼西亞的沿海小村，那裏的居民多半靠海生活，維若妮卡和安佐家是那座偏遠小村莊裡唯二兩家歐裔後代，她父母原籍法國，而安佐的父母則是從西西里來的，都是為了躲避戰亂而舉家遷到阿爾及利亞。他們出生於二戰的年代，為最黑暗的時刻帶來一絲溫暖的微光，雖然阿爾及利亞並不是二戰的主要戰場，但那時他們還是法國的一省，許多資源、人力都被調度進入戰爭之中，為自由法國和戴高樂政權奮鬥，村里也有不少男丁自願或是被徵召入伍，被國家送到歐洲戰場前線出生入死。

維若妮卡和安佐的童年過得並不容易，但至少他們的村落沒有被轟炸、家人也都安在，村里人互相團結幫助，一起度過難關。那時候所有人都一樣窮得叮噹響，只有最盛大的節慶和宴會才有機會吃得上一口雞肉。維若妮卡的爸媽總是說等戰爭結束了，日子好起來後，找一天全家一起進城，想吃什麼佳餚、想吃什麼肉都沒有問題。

當二戰結束時，所有人歌舞昇平地歡慶著，母親特別宰隻雞做烤雞，維若妮卡已經不記得那天晚上的收音機到底都在說些什麼，她只記得那雞腿真是好吃，父母親飯沒吃幾口就抱在一起跳舞，村里還聽得到此起彼落的歡呼和笑語。安佐一家人上門，雙方父母一見面就是開心擁抱，安佐的媽媽好像還哭了，一群大人們坐到飯桌邊聊天，安佐爸爸還特別開了一瓶珍藏許多年捨不得喝的義大利紅酒，而兩個孩子則跑到一旁玩耍。

那是幾個記憶鮮明的童年片段。

戰後城鄉間開始重新建設，幾年後離家不遠的小城終於有了間混齡的中學校，兩家父母一起拜託趕市集的鄰居讓兩個孩子可以每天早上坐在他們的貨車後邊跟著進城去上學。學校很小，全部就只有一間教室，所有不同年紀的學生都待在一起上課，開始上學之後，兩人才開始發現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之處並不是那麼正常和無所謂，有些年紀較大的同學會喊他們「外來者」或是「白鬼」，他們總是一起坐一排課桌椅，因為有時候有些男孩或是女孩並不願意跟他們坐一起，這些同學不像村裡的其他孩子那麼友善。

班上的老師是法國人，有次在他聽到「白鬼」之後，很認真地給班上講了一堂法國視角的歷史課。成為法國行省之後，阿爾及利亞成了一個海納百川的多元文化之地，許多法國和歐洲人相繼移民過來，並在這裡成長生根好幾代，大家都是法國人，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

過幾天那位法國老師就再沒有到班上來了，維若妮卡不知道為什麼，但聽同學說似乎是被人攻擊了。他們的日子並沒有隨著二戰結束而得到和平或舒緩，阿爾及利亞內部的分裂和對立愈來愈嚴重，要求獨立的聲浪也愈來愈強，許多不同民族之間的嫌隙也日漸加深。

因為衝突的升溫，學校被迫關閉，維若妮卡和安佐回到村裡開始工作，她幫著母親做針線活，而安佐跟著鄰居做農活。她時常在收音機聽到各地的武裝獨立分子的行動以及法國政府的反制，而衝突就像幾點星火掉落在滿遍汽油的土地上，眨眼之間就一發不可收拾，當年慶祝二戰結束的歡騰和團結已不復見，她才開始明白，他們的膚色外貌、他們不一樣的飲食習慣、他們家掛的十字架在其他人眼裡並不屬於這土地，彷彿她並不屬於這裡，這一片她出生成長、學會說話的地方。

父母在談話時有時會慶幸自己待在偏遠的村落裡，他們相信只要不要鬧出什麼事情，低調安靜過日子，戰火燒不到藏身窮鄉僻壤的他們；但安佐的父母並不這麼想，他們開始提心吊膽，開始覺得村里鄰居對他們懷有敵意，甚至思忖著是否要離開這裡。

她不太記得這些事了，到了這年紀，在學校和村子裡發生過什麼摩擦和齟齬基本上也都忘了，但她還清晰記得她過十七歲生日的那個夏天，安佐帶她去海邊看夕陽，並跟她求婚。他獻出母親的祖傳婚戒套在她手指上，兩人緊緊相擁輕盈地跳著不成步調的舞。

那時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已經進行了快三年。

戰爭的情況愈演愈烈，也愈來愈難以掌控收拾，各地出現愈來愈多綁架和傷害法國僑民或是歐裔居民的事件，所有人都人心惶惶，安佐的父母和許多歐裔和法裔居民一樣，收拾行囊搭疏散船離開避難，但安佐和維若妮卡不願意離開，阿爾及利亞才是他們出生長大的家鄉，他們不想離開這片他們深愛的土地。

然後維若妮卡懷孕了。

但她這胎懷得並不順利，總是有許多狀況，為了方便照顧胎兒和就近求醫的需求，兩人搬到離村子最近而且有婦產科醫生的小城裡，為了維持家計，安佐跟著鎮上師傅做木工，而維若妮卡在家做針線活貼補家用。

安佐常叮囑她沒事別出門，現在各地都不平靜，法國政府軍時常傳出虐待和刑求犯人和異議者的暴行，而獨立武裝份子對於白皮膚的法裔和歐裔人種也常有無差別攻擊，他們不會理會你是否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或是反對戴高樂的無理鎮壓，只要你是白皮膚，先開槍再說。

現在世道上沒有哪一邊是安全的，自己要躲好。

敵人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身邊人，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祖國。

幾個禮拜後的一天，安佐如往常出門上班，但卻再也沒有回家，從此音訊全無，從人間蒸發。

等不到安佐回家讓維若妮卡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隔天她去找安佐的木工師傅，老師傅也說昨天下午讓他去收款後就一直不見他回來。

她隨後直奔當地的警局，但卻發覺希望渺茫，承辦立案的警官很坦白地告訴她最近歐裔和法國僑民的失蹤案件大幅攀升，但是內戰已經進入了第四年，人是生是死是逃難是失蹤沒有人知道，此時尋找失蹤人口並不是他們的優先事項，他能做的只有幫忙立案，要維若妮卡別把找老公希望都放在警方身上。

往後的幾個月，她都在失神的渾渾噩噩中度過，她已經找遍所有可能的地方，甚至鄰近可能的城鎮都找過一遍，但依舊沒有任何斬獲。她的父母爸媽也特別進城來陪伴她，但是她沒有辦法聯絡上安佐的父母，她不知道他們目前身在何處，就跟她不知道安佐身在何處一樣。

她開始悲觀地往最糟糕的方向想，安佐可能被綁架、被監禁，或是更可怕的，他可能已經或是即將被殺害，一想到這兒她就悲痛欲絕，她沒有辦法在一個他被殺害的世界裡獨自苟活，如果他已經死了，那她也想死。

她不是沒想過放棄，相反地，她想過好多次，一了百了總是比較容易。但當她有這想法時就會摸摸自己日漸隆起的肚子，想著他們肚子裡的孩子，然後想起安佐每天都會親吻她的肚子，並跟肚皮下的孩子說話。維若妮卡告訴自己現在還不能放棄，因為安佐絕對不會棄她和寶寶於不顧，她瞭解安佐，只要還有一線生機，他就會想盡辦法回到她們母子身邊，現在她要做的就是冷靜下來，照顧好自己和胎兒並撐到安佐回來，一家三口團員繼續往後幸福快樂的生活。

維若妮卡拒絕了父母要她搬回村里的提議，她不希望安佐回來時發現人去樓空，誤以為她和孩子遭遇了不測，她必須待在這裡。少了安佐的工作，維若妮卡必須做更多的針線活才能養活自己和孩子。

她一直深信她的堅持可以等到轉機，她可以等到安佐平安歸來，一直到她上逃難船的前一刻，她都這麼深信著。

那一天的細節所剩不多了，依稀只記得那天整個城市都相當浮躁，偶爾聽得到幾聲槍響，然後就是那急促響亮的沉重敲門聲，是村里專門趕市集的鄰居夫婦，兩人異常狼狽凌亂，太太的眼裡還滿是淚水。

戰火燒到了他們的村落，所有人都驚惶逃命，他們和維若妮卡的父母原本要一起進城來找她，但是卻在在混亂中失散，於是他們要先帶維若妮卡離開，她的父母會跟大家在港口會合一起搭船離開，維若妮卡原本不願意，但突然耳邊幾聲槍響炸裂，她顧不得任何一絲猶豫，抓了證件和錢包就跟著鄰居往外跑。

她清楚安佐如果知道，也會要她一定要先顧好自己和寶寶。

從街上一直到撤離港口，所有人兵荒馬亂地逃竄，互相推擠、衝撞，哭喊和尖叫伴隨著遠近不一的槍聲不絕於耳，每一次槍聲響起，大家的恐懼就被推向新高點。疏散港口亂成一團，她只能無力地抱著肚子，在鄰居的保護和攙扶之下才擠得進人群隊伍。

疏散船出發了，她不知道爸媽上了哪班船，甚至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抵達港口，好幾年後她才從鄰居的嘴裡得到證實，其實她爸媽根本沒有跟他們一起逃難並失散，他們和許多村里人那天都死在兩軍交火裡，只有鄰居他們剛趕集回來逃過一劫，他們沒敢當下告訴她就是怕她也不想活了。

但她很感謝當初他們騙她，半拖半拉把她帶來法國，讓她在這兒又多活了六十幾年。

船愈開愈遠，家鄉愈來愈小，她沒有哭，也不敢多想，只是怔怔地望著地平線愈來愈低、愈來愈模糊，然後消失在海平線上，那片她深愛的土地、那片安佐不知去向的土地。

她心裡只有一個想法，也許，她這輩子再也見不到她心愛的人了。

一個孕婦、即將臨盆、丈夫生死未卜不知去向、手裡只有證件和沒多少錢的錢包，維若妮卡就這樣沒帶任何家當、盤纏就來一個她完全不認識的陌生國度。

就在法國政府安置難民的臨時收容所裡，維若妮卡把寶寶帶到了這世界。

她在生產時止不住哭泣，但卻不是因為劇痛難耐，而是想到她居然沒有任何一張安佐的照片，肚子裡的孩子就要出生，而她可能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丈夫，但她居然連一張可以給孩子看父親模樣的照片都沒有。

幾小時後，她精疲力盡地躺在收容所一角的床墊上，懷裡抱著剛出生的兒子，頭髮汗濕地貼在脖子和額頭上，臉頰上還殘有乾乾硬硬的淚痕。那會兒剛出來時哭得可大聲了，嚎啕響徹雲霄，收容所裡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有個孕婦生孩子了，但現在他睡得香甜，好像什麼大風大浪都吵不醒他。

維若妮卡輕吻著嬰兒小小的額頭，看著她和安佐的愛的結晶，她感覺到自己和愛人還連結著，這是他們兩人曾經許諾要一起走的幸福未來，他小小的臉蛋給了她身為母親的勇氣，她要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她要給他一個幸福美好的生活。

維若妮卡的運氣不錯，不久便在馬賽舊社區裡的一間老式裁縫店找到份針黹活的工作，老闆夫婦人也挺和善，幫著母子兩人安頓下來，雖然日子並不好過，但至少她有片屋簷遮風擋雨，且不會讓孩子餓肚子。

在法國生活並不容易，有時後維若妮卡會有種回到阿爾及利亞的錯覺，那種不被接納、認可的排除感，在家鄉她被叫其他阿裔叫「白鬼」，在這裡卻被法國本土人稱為「黑腳」，專指出生於阿爾及利亞或是北非三國的法裔或是歐裔的白人僑民，多半時候帶有貶義，她一開始一直不明白「黑腳」的意義和來源，是因為她生於非洲、腳踩過非洲的土地所以變成黑腳？對一些保守和偏激的法國人來說，黑腳根本不能算是法國人、甚至是白人。

孩子逐漸長大，但她還是遍尋不著丈夫的下落，維若妮卡心裡也慢慢接受安佐已死的事實，她不再到處奔波找尋，開始認份地低下頭過著眼前的生活。

幾年之後，戰爭終於結束，阿爾及利亞獨立為一個國家，維若妮卡那一天看著裁縫店裡的黑白電視，她已經不知道獨立對她來說的意義是什麼了，她只知道她和安佐一樣愛著那一片土地，那一片並不愛他們的土地，那一片讓安佐消失於人間的土地，那一片兒子不曾認識的土地。

為了那片土地而發起的戰爭，讓所有人都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價。

再幾年之後維若妮卡再嫁，對象是從葡萄牙來法國討生活的建築泥水師傅卡洛斯，他不特別有錢，但他特別體貼，他比起其他追求她的法國男人更能讓她傾心，他告訴維若妮卡他喜歡她特別的阿爾及利亞式的法文口音、他尊敬她單親媽媽一肩扛起生活重擔的責任心、他更喜歡她可以用平凡的食材燒出令人食指大動的家常美食，同樣身為外國人，卡洛斯格外瞭解維若妮卡獨自在法國生活的艱辛，也是因為這份理解，讓她找到了知心伴侶。

卡洛斯知道維若妮卡的所有故事，他也對她的兒子視如己出，但他絕對不插手干預維若妮卡對兒子的教養方法或是相處模式，這是他對孩子、對她、甚至是對她前一個家庭可以保留的尊重。

維若妮卡之後又陸續和卡洛斯生了兩個孩子，她還記得當兒子抱起剛出生的弟弟輕聲安撫時嘴角流出的溫柔笑意，她知道她沒有做錯，她給了母子兩人一個幸福美滿的家。他們一家始終不是有錢人，但是夫妻倆努力把三個孩子拉拔長大，最苦的日子都熬得過去，剩下的只會愈來愈好。

時間就這樣過了幾十年，孩子們都長大成人，就剩兩老在家，維若妮卡現在眼睛不是很好，無法再做裁縫針黹活，但她有時間還是會打打毛線、編編籃子打發時間。那天在外地上班的大兒子急匆匆地跑回家，大氣還喘不上來就急著從包裡拿幾張文件給她看，眼裡泛著激動的淚光，告訴母親說這是安佐和她父母的死亡證明書。

這場戰爭在阿爾及利亞宣布獨立後的幾十年間一直都是法國社會閉口不談的傷痛和禁忌，但是傷痛不會隨著沉默而撫平，而是隨著生者的死去而被世界遺忘，那些被社會遺忘的人總在遲遲等著正義來到的那一天，希望在最後一次閉眼之前可以活著看到，也開始有愈來愈多人開始要求政府要對當初的所作所為做出回應。

兒子這些年來不停奔走，馬不停蹄地跟政府各單位連絡、接洽，有時甚至吵得臉紅脖子粗，最後終於在相關團體的支援和協助之下得到進展，在一系列的抗爭、訴求和請託之後終於促使法國政府展開一系列針對阿爾及利亞戰爭所做的調查和修復式正義。

終於，他拿到生父和祖父母的死亡證明書。他告訴維若妮卡，你們經歷了這場殘酷的戰爭，而我們的戰爭，就是為妳發聲。

她捏著紙，嘴唇顫抖，眼淚一顆顆掉，她眼前突然看到那一天坐著疏散船倉皇離開的畫面，看著日漸模糊的家鄉，她那時忍著沒有哭，在從鄰居嘴裡得知父母早就死在村里時她也沒哭，在這近六十年，她沒有機會緬懷、哀悼那些逝去的親人，她沒有墓可以掃、沒有地方擺鮮花紀念、沒有一張照片可以凝視，那些她心裡知道已經死去的人只能像幽魂一樣飄飄經過她夢裡，然後在她半睡半醒的頃刻可以假裝她沒有失去這一切。

之後家人們為安佐和維若妮卡的父母補辦了一場葬禮，雖然沒有遺體，但維若妮卡知道他們就在這裡，她擦擦眼淚，終於這麼多年後，她可以好好安葬她的家人們，讓他們可以安息。殯葬彌撒結束後兒子拉著維若妮卡來見一些她不認識的人，他們是安佐在義大利的親戚，有些人是安佐的堂兄弟，有些是他的晚輩後生，當初他父母回到義大利之後便和當地的家人團聚，並把在阿爾及利亞生活的事情毫無保留地告訴他們，像是他們趕市集去上學、或是吃烤雞慶祝二戰結束等等。

他們擁抱她、親吻她，彷彿是在告訴她那些過往時光沒有消失，都活在大家的心中，留在大家記憶中的都是最美好的片刻。

之後兒子告訴她，他希望帶維若妮卡去阿爾及利亞一趟，從那年倉皇逃難到法國來之後維若妮卡就再也沒有回去過，他不僅是為了母親，更是為了自己，他想要去看看那個父母親出生長大的地方，那一片夕陽時會被染成金黃色的海岸，那片讓他們之所以被稱黑腳的土地，那一片安佐死也不願意離開的土地，他們的根。